2018年10月，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，又称“渐冻症”。疫情发生后，张定宇跛着脚，艰难地奔跑在病区之间，指挥全院抗疫。整个疫情期间，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832名新冠肺炎患者，被视作“一线中的一线”。
力气，宛如流沙，是一点一点掉落的。
57岁的张定宇个头不高，圆脸，眼睛微微眯着，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声音大，爱批评人。他走路时，腿脚僵硬，一跛一跛的。在医院，有人问他，你脚是崴伤了吗？他笑着搪塞，膝关节不好。
金银潭医院党委书记王先广是第一个知道“真相”的同事。张定宇没瞒住，只好承认，2018年10月，他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，又称“渐冻症”，是一种罕见病。1000个细胞“哗”地减到了700，然后是600、500，运动机能大幅度降低。他腿部、臀部的肌肉在萎缩，身体变得瘦弱，知觉在一天一天地掉落。
有一次下楼梯，张定宇差点摔了下去。“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帮我扶一下。”他对王先广说。
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。图源/视觉中国
风暴逐渐平息，笼罩在武汉的浓雾散去。4月12日，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新冠肺炎患者“清零”，最后一支外援医疗队--江苏医疗队撤离。
在与江苏医疗队的告别仪式上，这位金银潭医院的老院长鞠了一个长久的躬，缓慢地起身。他变得比以前更苍老、佝偻，但他不想歇着。
“我特别珍惜每一点时间，每一刻，每一会儿。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。我愿意和空气、阳光在一起。”
站在了风暴之眼
2019年12月27日晚上6点半，武汉。这日，天黑得很早。
金银潭副院长黄朝林接到武汉同济医院的电话，对方要转诊过来一个病人。该病人最初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，“说是冠状病毒感染，没说肺炎。”
黄朝林和张定宇打电话问北京地坛医院，这个病人能不能收？专家回复道，“应该收。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，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。”后来，他们从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病毒的基因序列，交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，当晚比对出来了，“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，吻合度非常高。”
几天后，又有7个可疑病例转诊到金银潭医院，标本均测出了冠状病毒。
接下来，病人们全都涌了进来。张定宇将南六楼的普通病房改造成ICU，北楼有一个简易的ICU，他把这里和南五楼改造成正规的ICU，又在综合楼建起一个简易ICU。
肝炎、结核、艾滋……其他专业的病区一个个清理出来，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病人。在张定宇看来，这是早期他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。“我做医生、做医院的管理者，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。你要守土有责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。”
作为收治病人最早、最重、最多的医院， 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张、人员不够。张定宇带领同事们紧急采购呼吸机、监护仪、输液汞、除颤和复苏设备等，他意识到，他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风暴之眼。“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，只觉得事情很紧迫。”
病人每天都在增加。为了让同事们全心投入救治，张定宇关闭了最后一个GCP（药物临床试验）病房。医护人员的假期取消，人手到了极限。
有一天，医院突然走了50多个卫生员，临时聘用的18个保安，全部不来了，只好行政、后勤的职工顶上。张定宇跛着脚，艰难地奔跑在病区之间。2月9日晚上，已经超负荷运转43天、已有660余位病人住院的金银潭医院，接到再收治250个病人的任务。23个病区，每层楼都在走廊上加了10-14张病床。
截至2月10日，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了1700余名病人。许多医护人员发现，院长的性子也越来越急。
后来，张定宇主动向同事们公开了自己渐冻症的病情。“我想告诉同事，我们是一起在战斗。我们背负很重，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扛起来，往极限去伸展，我们肯定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。我也在极限，我一直就在极限的边缘工作。”
我想少留下点遗憾
张定宇的妻子程琳是武汉第四医院的护士。1月14日，程琳开始出现低烧症状，后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，入院接受隔离治疗。
一天晚上，张定宇坐在妻子的床边，陪她聊聊天。一开始，妻子有症状的时候，在饭桌上对他说，“我也有点喘气。”张定宇感到不高兴，“我说病人病情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也喘气？”如今他追悔莫及，“我绝对不能失去你。”
“那次是我最害怕的一个晚上。”后来他回忆道。
两周后，妻子的病情逐渐痊愈，核酸转为阴性。金银潭医院被感染的21个职工，也相继出院，有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。
他把别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，自己得的病却只有一个方向。他是一个再也无法往回走的人。
张定宇是想过未来的。“以后，我会被困在轮椅里面，甚至困在床上；我会挂着呼吸机，用眼睛眨巴着和你说话；身体再不好的时候，我会在胃里面做造管。在你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只能往胃里面打东西。”
想好了，他就不用成天为这些事情发愁，“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。以后，我要是长期这么歇着，为什么不现在多做一点呢。万一我不能做了，只能看着你们做，我会很难受的。我想少留下点遗憾。”
他是个典型的武汉人，出生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，1981年，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。
毕业后，张定宇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，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。从医生、副主任、主任、院长助理，一直干到副院长。2013年12月，他调任金银潭医院院长。
担任院长期间，他将艾滋病防控的业务争取回来，确立了金银潭医院在区域传染病界的影响和地位。
还有建立GCP（新药试验）平台。疫情发生后，科技部紧急启动针对该病毒的应急科研攻关。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陆续上马，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、抗病毒药物筛选、激素使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。张定宇建造的GCP新药平台，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在新冠疫情的治疗中，除了常规疗法，张定宇提出了血浆疗法。妻子程琳康复后，经过身体检查，符合捐献血浆的条件。2月中旬，她来到丈夫所在的金银潭医院，捐献400毫升血浆。
后来，在国家卫健委印发的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六版）》中，增加了“康复者血浆治疗”一项。
还有工作能做，就是一种幸福
肌细胞萎缩的速度比他想象的快。
“‘渐冻症’这个名字翻译得真好，真的像冻住了一样。”张定宇想。
晚上躺在床上，他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抽一下筋。一个晚上抽几次，有时抽筋抽醒了，非常痛苦。大肌肉的抽搐，站起来才可能把它压制住。还有房颤，心里“嘣，嘣……”。
他从前最爱一个人骑行，最长骑行距离是70公里，绕着武汉一圈。他也愿意走路，从家徒步走到医院，15公里。确诊“渐冻症”之后，他也走过，但是上台阶下台阶害怕，拿个拐杖。“就像老头那样。”
进隔离房之前，穿连体的防护服，同事帮他把两个裤管套上了，他再缓慢地套上身。脱衣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没穿防护服的时候，他就裹着一身黑色羽绒服，外面披个白大褂。
他的身份角色经历了诸多变化。年轻时，他是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，也是国内第一位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活动的麻醉科医生。在回顾这段经历时，他说，“麻醉科医生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。那段经历也教会了我，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，如何尽可能好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服务。”
后来，作为一院之长，他又说，“我们要保护这座城市，保护武汉人民，我们绝不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疫区。”
疫情结束后，他并不希望人们持续地关注他和金银潭。“如果这家医院在公众视野中（曝光度）很小，表示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生活很平静。作为一个传染病医院，不应该追求高的曝光度，但这家医院要时刻守护在那里，当疫情发生的时候，能够把疫情尽快扑灭。"
4月10日，组织上拟提拔张定宇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。他回应：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但还有工作能做，就是一种幸福。”
本文来源：新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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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琪_11111
